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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制造业：升级的烦恼
梁钟铭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，如同中国所有那个时期的制造业主一样。
当年，梁钟铭与其他来东莞投资办厂的企业家，主要是看到了劳动力的红利。上世纪80年代，香港制造业的成本高企，缺工严重；梁氏家族创办的玩具加工企业也遭遇到这个问题。这时候，一些偷渡到香港去招商的东莞本地的村长找到了他。
但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发展环境的顾虑，梁钟铭起初有些犹豫。直到有一天，东莞县外贸局局长亲自对他说：我用生命向你保证，没问题。
随之，“三来一补”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被确定下来，东莞成了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试验地，甚至机器设备都是购货方直接提供。中国这些企业除了提供人力和厂房之外，不用任何其他方式的投入，成为名符其实的加工基地。这种方式没有任何的定价机制，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厂房获取微利。
很多外资企业，也逐渐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了中国内地。上世纪90年代，打工浪潮在中国兴起，当时曾有一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《外来妹》，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景象。
而在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后，招工逐渐变得困难。梁钟铭此时已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，他利用这层官方关系，和各地政府驻扎在广州办事处的劳务输出机构合作，开始向内陆省份招工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政府帮助输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，而大批内陆省份的农民成了工人。此时，劳务市场仍是买方市场。
2005年前后，由于劳动力的缺乏，梁钟铭剥离了玩具的配套生产业务，由其他企业加工代理。
新一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一些区别于上一辈的特点。2008年1月1日，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利的《劳动合同法》出台，制造业不得不为工人缴付社会保险。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，一些厂家开始经营吃力。“这一法律规定了工人的底薪和加班费的标准，这就不像以前由企业自己来定给工人发多少工资了。”投资了多家公司的蔡志忠告诉记者。他早期在东莞经营服装，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入股新兴产业公司。
来自广东湛江的打工者王磊，今年42岁，在东莞塘厦镇的一家塑料制品公司做磨具工人。他的收入，算上加班费，每个月不足5000元。他告诉记者：“新入职员工在一年内，单位是不给交社保的。这部分社保费用，单位会强制从工人的工资中全额扣除，满一年后才按规定缴纳。”
龚佳勇说，近几年，东莞制造业的平均缺工率在30％以上。